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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看外面正在进行的新技术革命已远超出大学的想象，甚至部分企业对最新技术的投入，汇聚的人才，以及研发的能力、速度、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越大学。”在西安交通大学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办公室，校长王树国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这样的观点他近些年不止表达过一次。他说话条理清晰，口才极佳，他有一种紧迫感，不愿国内高校错失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带来的机遇。
7月2日，在西安交通大学2023届研究生毕业典礼现场，骤然大雨倾盆，王树国在雨中致辞，党委书记卢建军在身后为他默默撑起一把伞。网友纷纷感慨：“最美不是下雨天，是书记为校长撑伞”。在前一天的本科生毕业典礼现场，王树国的脱稿致辞同样刷屏。
7月2日，在西安交通大学2023届研究生毕业典礼现场，校长王树国在雨中致辞，党委书记卢建军在身后为他撑伞 图/受访者供图
王树国可能是国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之一。2002年，年仅44岁的他回到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，成为当时“C9联盟”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。2014年至今，他担任西安交大的校长，同时，他还是国内知名的机器人专家。在今年的西安交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，王树国给毕业生讲了三个词：新时代、新赛道、新征程。他认为，传统的大学形态已不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，要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。
近日，围绕热议的“工科理科化”、校企合作、高校综合改革等话题，同时身为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理事长的他，接受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专访。
第四次工业革命，大学不应孤芳自赏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如何看待“工科理科化”这一现象，背后的症结是什么？
王树国：“工科理科化”现象与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关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大学一直处于追赶欧美的状态，研究以模仿和跟随为主，而欧美这一时期恰好是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后，工科已在相关技术领域发展到天花板，大学开始谋求对工业技术背后内在规律更深的探索，于是出现“工科理科化”的倾向。但中国的发展进程与欧美不同，我们几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没完成，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来临了，然后我们跟着跑，随后又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。
近几年，世界范围内出现很多新的技术和业态，这时实践已走到了理论的前面，社会对大学提出了最前沿的时代需求，但传统的大学形态却不适应这个急速变化的社会。“工科理科化”导向下，大学培养出的工科人才更关注论文的发表，关注工科背后的理学分析，却离实际越来越远，无法解决实际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大学和社会是脱节的。
因此，我们的大学现在必须要反思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了，如果大学还在孤芳自赏，自我陶醉，不从自己构建的小圈子里跳出来，那将落后于社会的发展。
大学现在要怎么办？必须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去开辟新的赛道，工科教授要多去了解一些新技术的发展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，没有基础研究，就没有0~1的突破。我认为无论是“工科理科化”还是“理科工科化”都有失偏颇，大学的职责，尤其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应结合问题和需求，既探求最本质的物质世界规律，也让理论和实践结合更密切，去解决实际问题。
校长王树国在雨中致辞
中国新闻周刊：大学应如何改革，去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？
王树国：主要是两个融合，一是多学科交叉融合，当下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发生改变，不再是以单学科为主，而进入到学科交叉的知识生产模式，因此需要对整个课程体系进行重构，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。二是大学与社会深度融合，通过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在融合中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。
西安交大在2021年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产业学院。未来技术学院现在设立了人工智能、储能科学与工程、智能制造工程和医工学四个专业方向，这是我们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试点，走的路子就是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。本科生完成基础课学习后，会进入实践阶段，真刀真枪去磨练，而且整个课程体系重构后，改造了很多传统课程，设置了项目课，这叫项目牵引，整个四年，学生都是在边学边实践。
课程体系重构后，对老师的挑战也极大。原来一门课，老师打好基础后每年重复讲就很轻松了，现在不仅要和别的老师合作，而且要参与一个面向实际的项目。对老师来讲，这个项目也是新的，他和学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大家是在联合起来共同创新。
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重构形成一个导向，让老师知道，停留在原来框架下的知识体系已不再适应未来的发展需求，而需要和实际结合。这其实也是倒逼师资队伍进行一次重构，师资队伍对改革非常关键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有的老师说，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，从小学到高中熟悉的都是应试教育这一套，这和以项目为导向的自主学习模式完全不同，因此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接触到项目制课程会觉得很不适应。这其实不是一个大学可以解决的问题，背后指涉的是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和理念，是一个土壤的问题。那么，在改革土壤相对欠缺的情况下，改革怎么继续向前推动？
校长王树国
王树国：目前我们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。实际上，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个指挥棒，高等教育怎么导向，初高中就跟着你怎么走。当下很大一个局限是高考还是按分录取，因为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教育公平问题。但我们办未来技术学院就是希望在初高中还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，形成一个导向：只有分数是不行的，要想将来进入好大学，学生除了考试成绩，还要有创新能力。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学生适应不了，就降低标准，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改革培养出面向未来的人才，他们会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这种以项目为牵引的培养模式会是未来工科人才培养的主流模式吗？
王树国：我认为这种模式对工科人才的培养非常有益。美国有一个欧林工学院，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，1997年成立，它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采用了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，比传统欧洲的产教融合更进一步。学院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点，再结合实际需求，在入学之初就联合企业给学生设立一个项目，围绕项目，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随之产生，这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培养方式。这种学习是主动的，他知道为什么学这门知识，未来可能用在哪个领域。
欧林工学院的高明之处在于完全跟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，给学生挑选的项目不是随便选的，而是在未来可能开辟的新赛道上。虽然我认为欧林工学院的理念值得借鉴，但要考虑到，其背后有着资金庞大的欧林基金会的支持。欧林工学院在打造一个小而美的精英学校，每个学生培养要几百万美元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制它的模式。
欧林工学院在招生时会问两个问题：“你想改变世界吗？”“你想通过什么手段改变世界？”这是为了考核两方面：一是看学生有没有雄心和野心去成为改变世界的人，二是看学生感兴趣什么，并且看他对未来是否具有想象力，这些都和创新思维有关。
校长王树国在西安交通大学2023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致辞 图/受访者供图
校企合作，大学应更主动一点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多次提到切入新赛道的重要性，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什么是一条新赛道？以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为例，西安交大早在2019年就申报了这个专业，2020年就获得国家批准，成为全国首个储能专业，但那时候储能市场还远没有后来那么火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
王树国：我当时提议设置储能专业不是空穴来风。一方面，我对能源领域关注已久，未来，分布式能源是一个发展趋势，风光新能源不稳定出力的问题必须要解决，深海储能也是一个可能的出路，因此储能将是人类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题目。正好我来到西安交大以后，发现这里不仅能源学科很强，电力输送等与能源相关的学科也很有基础。
另一方面，我对每一个国家层面的“五年规划”都有深入研究，并且经常到国家发改委、国家能源局去和他们讨论。因此，我们一提出设置储能专业的想法，就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认可和支持，所以我才敢申报。实际上，在专业被批准之前，发改委已经批准我们筹建“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（中心）”，这就说明，储能确实是国家未来能源产业规划中的一条新赛道，办第一届时从大二学生中招生，结果比我想象的要好。
所以，对于新赛道，第一你要能提前看到，不能等到政府都出文件了还没醒过来；第二要和政府未来的规划相适应，否则即使你看得再对，政府没有启动相关计划，只单兵作战也不行，因为一个赛道发展起来需要多部门的协同作战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从长远来看，未来高校为了紧跟时代需求，新设工科专业是否一定要具有更强的交叉性？因为储能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领域，具有强交叉性。
王树国：不是说越交叉越好，交叉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，不是一个目标。不要为交叉而交叉，也不是一交叉就出成果，硬性交叉毫无价值。现在很多学校都走偏了，好像不把两个学科捏在一起就不时髦，这是错误的。交叉背后的本质是需求牵引、问题导向，因此在某些学科的发展方向上，可能会是单兵突进的。对于新设的工科专业，如果未来要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场景，一定不能锁定在一个小的市场范畴内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前面谈到高校改革要产教融合。关于这一点，绕不开双师制，企业导师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工科院系的标配。但现实联合培养中，企业导师往往沦为形式。在你看来，如果大学和社会进一步深度融合，校企合作方面，企业导师应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王树国：企业导师要做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真需求，让学生在真需求当中再去提出新问题。与高校老师不同，企业看的是全局，是整个产业，不是单项技术，所以也能提出跨学科的问题。学生围绕这一问题去攻关，也许成功，也许失败，但学校要提供对失败的容错空间，这种实战状态下，会成熟得很快。现在很多高校对双师制有误解，认为必须要看到企业导师出现在课堂上，企业导师又都很忙，这一过程间就有矛盾，其实不需要，企业导师负责画龙点睛一下。高校教师在帮助学生去完善问题解决的整个过程中，自身也积累了经验，渐渐把这些经验浓缩成相对成熟的培养方案。
大疆是怎么来的？当年是我把香港科大的教授李泽湘双聘到深圳，哈工大那时正在深圳建研究生院。我给他10个学生，做的第一个课题，就是大疆原型无人机。李泽湘既是学生的教授导师，又是学生的企业导师，因为他本身对企业运作很熟悉。我前后给了他100个研究生，后来李泽湘和我说，这100个研究生中孵出了50个“独角兽”公司（单个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），大学需要这样的老师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学和企业互相之间“不走动”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为什么会相互间“不走动”？产教融合现在面临的最大阻碍是什么？
王树国：核心阻碍还是在于观念没改变。很多企业，尤其是一些国企，产教融合的意识不强烈。其实产教融合是双向的，一定要让志同道合的人凑到一起。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一批新兴企业认识到未来的生存之道不是老赛道，而是产业新形态，它们对新技术和人才的渴求很强烈，有动力去和大学合作。而对于煤、油这类传统的资源型产业，可能相关企业仍满足于靠原材料赚钱。但最近，不少国企也开始动起来了，因为中央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提出了要求。
其实，我认为在校企之间，大学的责任更大一些，我们应更主动一点，不要习惯等着企业找过来，大学更需要转变观念，要打开围墙，主动去融入社会。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更主动出台一些利于产教融合的政策，这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，不能依靠多挂几个牌子，增设一些平台去解决。
学校“大而全”的时代已过去
中国新闻周刊：这几年很多高校都在对传统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改革，但这些改革往往只是形成了局部小气候，难以向全社会推广，你认为原因是什么？站在一个大学管理者的角度，内部改革的挑战是什么？
王树国：改革从试点推广到全社会的根本难点，是整个社会的评价“指挥棒”还停留在原地，或者说，整个外部评价体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，高校内部的改革再怎么先进，也难以推广。这里说的“指挥棒”主要指政府部门的指挥棒，比如说评价大学要看“双一流”建设、学科评估这些指标。
还有一个指挥棒，来自市场，而大学对市场的反应相对迟钝。市场指挥棒对大学的影响往往滞后于政府指挥棒的影响。所以改革阶段，政府要思考，如何主动把市场需求变成指挥棒的规则，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动力还有待提升。
现在由于“指挥棒”还没变，高校没有改革自主权，所以关键是政府要给改革一定空间。比如，产教融合都是跨学科的，但一进行学科评估又按原来的老学科去做，新的交叉学科不在教育部的专业目录中。老师辛苦做了很多，但进入不了评价体系，老师也就丧失了动力，队伍也没法建设，而且连个专业都没有，如何培养这方面的人才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希望政策上赋予改革怎样的空间？
王树国：党的二十大以后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，在那个座谈会上我谈了我的建议。我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，不能一下就全面铺开，新旧体系之间需要过渡。理想的方式是教育部先挑选一批有改革思想、改革方案、改革实力和改革愿望的一流大学，允许他们率先行动起来，去做全方位的改革。
像当年深圳一样，政府在全国“画几个圈”，允许这些高校打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未来大学的新形态应该是怎么样，尽快推出几个样板，看看5年能不能做出来。大学的创造力是无限的，如果能少一些约束，把自主权给予学校，学校一定会放开手脚去做，主动去和产业结合，因为它看到的是未来的趋势。
其实，改革最大的挑战是观念的改变：政府的观念，大学的观念，老师的观念，企业的观念。政府首先要在观念上进行变革，下面高校再谈学科交叉、产教融合。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合作首先要打通。观念的改变可以靠规则的引导，从这一角度而言，政策的及时跟进和政府对高校改革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，政府一条新政策的出台往往能够破解改革当中的若干问题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这样改革之后，传统上对大学的一些评价体系是否也会被打破？
王树国：现如今高校不应沉迷于各种排行榜中。教育是个长周期的事，不能急功近利，高校应该按理工文医这四大领域，每5年进行一次评价，第一，看大学在这些领域的成果是否做到了“四个面向”，这也应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大学的办学思路。第二，我们提出 “跑五”计划，每一个学科都要反思，所在学科领域发展最先进、最具引领性的前五名是谁，有没有你，哪怕你不领先，跟上也行。这种评价体系就把大学老师都导向干实事上，而不是导向争项目、争经费和争名誉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近年来，在传统评价导向下，中国大学的同质化发展越来越严重，大学“越建越大”，很多都提出要打造国际一流综合性大学。这种环境下，对西安交大这种以工科为优势学科的大学而言，应如何明确自身定位，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之路？
王树国：过去由于时代所限，很多大学都被潮流裹挟着，但我认为，学校“大而全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尤其对工科院校而言，我不赞同要“越建越大”。大学真正要做的是社会资源共享，这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，比如欧林工学院特别注重人文社科的培养，就借助于旁边人文学校的资源。
真正衡量一个学校办的好与坏，一是对自然科学、对社会有什么实质贡献；二是培养出了哪些杰出人才。现在大学都求“大而全”，这是政府的导向问题，因为越大、学科越多，学科评估的基数就大，评上的概率也大。我认为，一个学校能办成一件事足矣，中国共有3000多所高校，如果每个大学都能在某一个领域做出成果，中国也就不缺人才了。所以一定要差异化竞争，每个学校都要有自己的特色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具体到工科教师队伍，如何真正破解“屈从论文，难下工厂”的问题？请你结合工科学科特性，谈谈工科应具有怎样的评价体系？
王树国：工科评价体系也要进行重构，工科教师就要“以贡献论英雄”，应予以多元化的评价，无论你研究理论、技术，还是做成果转化，或者教学科研并重，只要对社会发展有利，学校都应该支持。每一个赛道会有不同的考量标准，比如科研看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，成果转化更多看实际经济效益，教学科研并重可以考察老师的立德树人水平和基本的知识体系构架。总之，要评价老师的创新能力，而不会只数论文，这太原始了。
早在十几年前，我在哈工大时期，就开辟了一个新赛道，为了鼓励老师去做成果转化，我设计了一个关于成果转化应用的新职称系列，你转化做得好，就可以评高级职称。当然也不能过于走偏了。大学毕竟不是企业，所以我提出，老师把技术转让给市场以后要赶紧撤回来，如果不愿意，你就转型为真正的科技型企业家，总之，大学和产业之间要打通，而不是互相阻隔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能否总结一下，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学新形态是什么样的？
王树国：首先，大学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把最新的知识融进来，然后再实践，这是实践--理论--再实践--再理论交互迭代的过程。中国现在有110多个一级学科，可能经过迭代和一个快速变化动荡期后，很多旧有学科被推翻，知识体系重构之后会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稳态，足以支撑下一个百年的发展。
那时候，认知智能和6G通讯也许已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成为一级学科。我初步估计这可能要到本世纪中叶，现在正处于过渡阶段，因此这几十年是变革关键期，如果这个阶段我们没有跟上，就进入不了下一个阶段。
第二、大学的办学形态也发生了改变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时代更需要大学与社会同步来解决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。未来，大学的知识垄断性不复存在，唯一能占优势的，就是其知识广度。这个特性对新技术革命特别重要，因为未来发展追求的是系统思维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大学有其不可替代性。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正在推动大学形态发生重构性变革，这恰恰是中国大学目前发展亟需重视且要面对的课题。
记者：霍思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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